观察新加坡，不能光看大的方面，还要看一些细小的制度。

众所周知，法律义务比伦理义务的要求要低，法官在法律上的义务只是法官所有义务的底线，因此可以认为，伦理义务的要求更为严格，内容更为宽泛。至2010年最高法院对《2001年法官准则》作了修订。

[44] 2、从法官所代表的职业同袍群体、法庭、法院、司法系统来讲，法官的言论会自然让人们联想到他的同袍以及整个职业共同体的观点。（4）2013年4月10日，某省高级法院院长在豫法阳光微博拓展座谈会上说，法官也是人，应该让博友们了解一个有血有肉的法官。但是，尽管如此，我国法院对法官慎言义务的重视和约束仍然不得力。最高法院认定原裁决恰当，该终审裁决中就强调法官不能侵害中立、公正原则，指出‘积极地进行政治运动是指主动地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或者持续的政治活动，有可能损害法官的独立性和中立、公正的行为。民众批评政府官员的尺度，应该以实质性恶意为界限，超出这个度才构成诽谤，然而，对法官的批评，应该适当收缩。

《法官行为规范》第80条规定约束业外言行，杜绝与法官形象不相称的、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不良嗜好和行为，自觉维护法官形象。[27] Alex .F.M.Bernninkmeijer:《大陆法国家的法官行为准则：以荷兰为例》，载怀效锋编：《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法律出版社，第160页。将思辨的理论贯彻于法律之中，有相当的难度。

{36}李宜琛：《民法总则》，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主体制度的开放性并不会降低伦理人的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律通过监护人对于这一阶段中那些理性不完满者(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等)的理性予以补全。有些主体，表面看是主体，但实质上是为了伦理人更好地参与私法自治的工具。

二则，拟制理性说并不能保证拟制的理性区别于团体成员的理性。{3}例如，拉伦茨(Larenz)认为：权利能力是指一个人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能力，也即是作为权利的享有者和法律义务承担者的能力。

而前述证成方式倒果为因，将享有权利的能力等同于主体自身的资格。(―)理性缺失及其影响 1.部分生物人理性的缺失 传统私法上的主体制度以理性为其唯一基础。8.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权利能力兼具主体资格和权利资格双重角色也左支右绌。

(2)划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范围。为了弥补部分生物人理性的不足，法律设立了行为能力和监护人制度。法律上被授予人格的团体被称做法人。然而，自然法与天赋人权的观念并非无懈可击。

至于不合理性的行为则不是人之理性所为，而是其自然本性所为，不为理性所认可，自然也不为法律(理性的法则)所认可。对于金融经营资格等少量有必要直接否定其在私法效果的，应当通过法律行为中的违法阻却要件否定其效力。

  三、权利能力制度的缺陷 由于立法对其内涵失于界定和新型主体的出现，权利能力制度日益表现出其不适应的一面。实在说还使得公司治理理论失去了基础。

更有甚者，在否认一个人或团体主体资格的同时，司法或实践还必须面对这些人或团体。{53}还有学者认为，与一般权利能力相对应，具体权利能力是作为特定权利和特定义务的归属点。这样做是十分不方便的。康德哲学毕竟是理论而不是具体实践。但是，如果将婴儿和精神病人排除于主体之外，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有学者认为，权利能力，亦即人格之别称。

营利性社团，是指将盈利分给自己成员的社团。第二，一些学者将权利能力区分为一般的权利能力与特别的权利能力(这种区分并无法律依据)，也充分说明权利能力身兼二职。

由于人是自由而自律的，因而，由理性控制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当然是有效的。因此，诸如结婚能力的限制是具体权利获得的限制而非权利能力的限制。

从表面上看，原因在于创造这一概念的《德国民法典》对权利能力自身未作任何描述和界定。本来，这一主体资格也应当被称为人格，然而由于团体始终不同于伦理人，为了淡化伦理冲突，法律使用了权利能力替代人格。

而伦理人之外的团体或事物，如果欲成为私法主体，则必须获得法律的承认，即必须获得权利能力。随着休谟怀疑论思想的发酵，人们对上帝产生了动摇，对自然法和天赋人权的观念也产生了动摇。如果理论和立法上均能够清晰地分清权利能力既作为主体资格，又作为权利资格的角色，那么权利能力这一术语就可以身兼双重角色。例如，如果一个公司没有金融经营资格，就会被认为其从事金融活动时没有权利能力，继而只能认为其没有主体资格。

例如，梁慧星先生一面指出权利能力即人格，是充当民事主体的资格，一面又指出权利能力是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但那是一个理性和平等的时代，人们关注的是抽象权利的平等，而不是个人权利的差别。

所谓的权利能力范围，实际上即是权利享有或义务承担的范围，因为如果是主体资格，则只有有和无的问题，而没有范围的问题。非营利社团一般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

这样的逻辑似乎是无懈可击的。论者通常认为权利能力范围是受到限制的，但该限制通常仅限于法人而不是自然人。

尽管不同于自然法的论证，但康德有关人权的理念却是和自然法有关人权的理念殊途同归的。{13}在康德那儿，人已经从生物人发展为伦理人，人的属性不在于他是生物体，而在于他有理性。{42}我国多数学者主张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范围是一致的，但法人的权利能力范围却受性质和法律的制约，不同的法人其权利能力是不一样的。{17}转引自[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视角》，王闯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2}该法典第 1条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47}但归根结底，这一状况是由权利能力的多重角色决定的：权利能力经常在权利资格与主体资格上左支右绌而力不从心。

(2)部分权利能力主要指团体、胎儿等具有的不完全权利能力。后者并不一定否定行为的私法效力。

例如，法人可能获得的权利与自然人有所不同，各个法人可能获得的权利也可能不同。之所以未从受孕起算，主要考虑到医学研究的需要。